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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我的祖国征文选登】方生院长的青春记忆——方生院长的青春记忆

——方生院长的青春记忆

    我在1947年上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时众多决心为共产主义壮丽事业奉献一生乃至生命的热血青年之一。19494月北京市委分配我到海淀区委工作。1952年起我担任海淀区卫生建设科科长,负责主持开创全区卫生工作,妇幼卫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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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刚刚建立时的海淀区,妇幼卫生力量很稀缺,除海淀镇及成府街有很少数产妇可得到新法接生外,全区绝大部分产妇靠旧产婆或自家老人接生。不少人下铺沙土、上盖旧棉絮,致使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夺去不少母婴的生命。

我刚上任后,市里派来的第一批卫生技术人员,是市卫生局输送来的两位助产士——张淑文和朱孕先。这两人从外表看,都是白白嫩嫩的城市姑娘。当时我自认为已经十分“工农化”了,看来了两个这么白嫩的城里姑娘还心存疑虑,担心她们无法胜任农村的妇幼卫生工作。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她们不但完全胜任,她们简直就是将新生命一个个平平安安地迎接到我们新生共和国大地上的小天使!

她们到来之后,首先在全区推广新法接生,要求各村初步选出新法接生员培训对象(平均每100150户一名,条件是较好的旧接生婆或略有文化的热心妇女)以及安排培训地点等。我作为区政府干部,时常陪同她们前往各村开展工作。后来又来了两位助产姑娘。大约两年多的时间,就将全区48个行政村(含海淀镇及北下关等6个街镇,相当于村的行政建制)跑了好几圈。每到一村,首先做回顾性调查,摸清上一年产妇及新生儿死亡情况,并调查现有旧产婆情况。随后将几个村预选的接生员集中到一个适当地点开展培训。培训内容有消毒灭菌基本知识、产前检查、新法接生、产后访视等。对文化水平稍高的接生员还会教新生儿接种牛痘、卡介苗的方法。一般710天一期。培训后,发给消毒产包、盆、手刷、酒精等。后来,市卫生局还统一下发了“接生员手册”。每当一个培训班结束时,都立即在当地建立接生站,并组织接生员共同讨论建立“小组公约”。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从1953年初,着手建立专门机构。到1954年底,先后在全区建立了东北旺、北安河等七个妇幼保健站,每个站负责一个乡范围的工作。每站配备34名助产士或妇幼保健员,负责周围约5公里、24万人口的妇幼卫生工作。每个保健站管理34个接生站,全区共有26个接生站。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区卫生院妇幼科为中心站、各乡妇幼保健站为支柱、村接生站为基层的妇幼保健网。这张网对以后全区妇幼卫生工作的逐步提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每个妇幼保健站建立的当天,都召开本片几个村的村干部、妇联干部和妇女代表大会,由我代表区政府做动员宣传。各保健站还在适当地点设巡回检查站,使孕妇就近得到更为准确的产前检查,并有利于对接生员的带教;每月召开接生站工作汇报、学习会,使接生员水平不断提高,进而又开展了经期保健、新法育儿以及建立农忙托儿所等工作。

我记得大约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海淀区新法接生已达到95%以上,已极少发生产褥热死亡和新生儿破伤风死亡了。看到一个个小生命在助产士姑娘或经她们培训的新法接生员手中平安地来到人间、看到妇女们不再因生育而过生死关,我对这些城里来的姑娘可真是心悦诚服了。当地农民起初对年轻姑娘来管生儿育女之事都很不理解,后来看到这些姑娘以及由她们培训的接生员接生的新生儿,果然像她们承诺的那样,“接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不但十分信任,当她们每到一村巡诊,许多妇女都会围上来抢着问长问短。

我当时20多岁,和她们是同龄人,几年间多次一起下乡,几个人一块儿,或蹬着自行车“驰骋”在石渣公路上,或推着车步行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中,大家边走边聊,在谈工作之余,也谈生活、谈理想,人人都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豪情满怀!

如今的海淀区妇幼保健机构早已今非昔比,一座漂亮的淡粉色的大楼矗立在中关村西区一条大道旁,这就是现在的区妇幼保健院。对如今的人来说,所谓“旧产婆”、“新法接生”等,已经是十分陌生而遥远的词汇了。每次途经这座楼,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60多年前一起共事的那些助产士姑娘,她们是永远不该被忘记的人。

这些姑娘是我接受医学教育的启蒙人,正是与她们以及那些做防疫消毒等工作的年轻人的数年合作,使我28岁时又重新上学,改学公共卫生专业,并使我一生丢不掉对预防医学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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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祖国”的心里话:

我爱我的祖国,祖国深植在我的心中。不见高山,不显平川,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我的成长因祖国的发展而绚丽多彩,祖国的发展陪伴我走过青葱岁月。祝福你,我的祖国,永远坚强、永远蓬勃!